第二章 奈保尔与纳拉扬

在印度文学评论界，历来有“印度英语小说三大家”的说法，三大家的坐次总是穆尔克·拉伽·安纳德、阿·克·纳拉扬和拉伽·拉奥。安纳德成名较早，他的第一部小说《不可接触的贱民》经由爱·摩·福斯特写序、推荐而于1935年在英国出版，此后，安纳德虽然出版了很多的作品，但学界说起安纳德时，总是将他的名字与《不可接触的贱民》联系在一起。由于安纳德是印度的“进步”作家，他的“进步”作品在我国有不少的翻译和介绍，他也曾访问我国，作为当代印度作家，相对而言，安纳德对我国读者并不算陌生。纳拉扬和拉伽·拉奥的代表作品（分别为《向导》，1958年；《蛇与绳》，1960年）都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安纳德不同的是，他们的小说创作基本上不涉及政治。我国读者对纳拉扬和拉伽·拉奥的作品并不熟悉，拉伽·拉奥的小说较为晦涩难懂，在我国也没有什么翻译；纳拉扬的小说语言明白晓畅，但他的作品只有个别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向导》被翻译过来，而且可能是出于销路问题，《向导》在我国出版时被改名为《男向导的艳遇》。

随着后殖民文学研究的兴起，印度英语小说三大家比以前更多地受到了关注，尤其是纳拉扬，由于奈保尔对纳拉扬有不少的评说，纳拉扬的创作常常被纳入后殖民文学的考察范围之中而屡屡被提及。但仔细说来，安纳德、纳拉扬、拉伽·拉奥都属于印度英语文学的老作家了，他们与奈保尔、拉什迪等后殖民作家有着明显不同的创作旨趣，本章主要通过对奈保尔对纳拉扬的评说来认识两代作家的不同，并从中分析流散作家与本土作家之间的各种纠葛。

后殖民文学评论常常将整个英语文学创作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而实际上后殖民文化是极其松散又说不清楚的问题，这不仅表现为地域文化的差别，而且也表现为时代的不同，笼统地加以评论，常常会以偏概全。比如，拉伽·拉奥的创作实际上是很难归入后殖民研究范畴的，但一些评论家则将他的小说创作纳入了殖民时代以来的西方传统：“拉奥用浪漫主义的语言描述传统故事，说那是不关历史的、无终结的、不可阻挡的、来自无底的过去而通向深不可测的未来的流程。但是，即使经过了翻译，这种提法仍是殖民主义有关印度形象的翻版：印度无限辽阔，人口稠密得像海滩上的沙粒，结实得可以抵挡一切苦难。”⁽¹⁾本章附录的有关《蛇与绳》的一篇文章，主要从印度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拉伽·拉奥进行分析，以期在比照中进一步认知印度传统文化与后殖民文化。

另外，本书有关吉卜林和甘地的章节也涉及奈保尔，相互参照，可以将奈保尔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中。

一 后殖民时代的流散生活：关于

奈保尔的文学创作V.S.奈保尔（1932—）是当今英语文学世界中健在的最有声望的作家之一。他曾获得过英美文学界颇有名望的布克奖、W.H.史密斯奖、本涅特奖、T.S.艾略特文学创作奖等多项文学奖，并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奈保尔又是一个典型的后殖民流散作家，他生活在英国，但他的创作反映的却主要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前殖民地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他深入到这些国家的内部，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对前殖民地国家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通过小说与纪实的文学形式，他对亚非拉国家的历史传统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与剖析。

奈保尔喜欢旅行，他常常将自己与当代英国作家格林（Graham Greene）相对比，认为格林等作家作为英国人的身份使他们有别于他们所遇到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实际上，格林等英国作家的兴趣主要在于发现某种奇特的异国情调，而奈保尔则不然，亚非拉国家对奈保尔来说并不是什么异域色彩的体现，他深入到前殖民地国家内部，更多地带着理性与批判的目光来观察一切，他与这些国家的人们有着感情与经历上的复杂纠缠。

奈保尔也喜欢殖民时代描写亚洲和非洲社会生活的英国作家吉卜林、康拉德等，这些前辈作家对他的创作有较为深入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他的创作是康拉德等英国作家的继续。奈保尔发现，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前殖民地国家的命运并没有根本的改观，而且有“恶化”的趋势，这既是殖民主义的恶果，又与亚非国家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吉卜林、康拉德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的思考，生活在后殖民时代的奈保尔更为关心这些问题，与此同时，他不仅继承了康拉德等作家对东方的悲观看法，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彻底的悲观情绪。由于时代的不同，再加上文化身份的不同，奈保尔与康拉德等前辈作家也有很大的区别，他不是为了旅游而旅游，而是深沉地关注着这些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正因为他的关切特别深沉，他的悲观也更为深沉。他的创作在东西方世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尤其是他有关印度的创作，常常受到印度文学批评界的非议，不过，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都承认他在小说创作方面具有伟大的才能。

奈保尔的祖上属于印度北方邦的婆罗门家庭，在英殖民统治时代，全家被遣送到拉丁美洲的特立尼达岛去从事带有契约性质的体力劳动，再也没有回到印度。在《一部自传的序言》（可参见《寻找中心》，1984年）中，奈保尔讲述了特立尼达印度移民的故事。

1950年， 奈保尔获得英殖民政府的资助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这一年，奈保尔18岁，从此，他开始去实现他当一名作家的梦想，但这种梦想因他家庭经济的窘迫而变得苦涩不堪。为此他曾说道：“一个人第一次来到牛津，不去逛书店，而只是谈论钱的问题：他只有那么一点钱，而他需要的又是那么多，你能想象这种情形吗？”贫穷交织着对失败的恐惧以及对成功地实现自我的期盼等等，使奈保尔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英国之行像是奥德修斯的漂流。但在写给父亲、姐姐和妹妹等人的书信中，奈保尔很少流露出他在英国的困苦和绝望，初到英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给家人写一封信，他感到自己像是一个迷失的羔羊，后来在姐姐库姆拉的催促下给家里写信时，他总是说自己“深感幸福”，“英格兰真是令人愉快”等等，这种小小的“骗局”不仅仅是为了免却家人对他的挂念，也是源自于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在孤独和焦虑的背后隐藏着抱负和雄心。这也正是他在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1987）中对他初到牛津时的痛苦体验所做出的直白而深刻的反思：这个世界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它，“冷漠于物外，淡然地对待一切，大量地获取知识”。最重要的问题是“了解自己”并成就自我。在给父亲西泊萨德的信中，奈保尔说，他发现牛津使他意识到自己身上有“（英国）贵族的所有品质”，他有权力像别人一样富有。⁽²⁾经过自己的奋斗，他后来也真的获得了让他引以为荣的英国皇家授予他的爵士封号。

他的早期作品《神秘的按摩师》（1957）、《埃尔维丽亚的选举权》（1958）和《米盖尔街》（1959）颇具幽默风格，以民间口语描写特立尼达的日常生活。《米盖尔街》实际上是奈保尔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早在1955年前后他就写完了这部作品，但它的出版却晚于《神秘的按摩师》等作品。

1961年出版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奈保尔的成名作，也是奈保尔的代表作之一，已被公认为20世纪的经典作品。它讲述一个生活在特立尼达的印度婆罗门摩罕·毕司沃斯寻找独立和自我身份的悲喜剧故事。毕司沃斯渴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小说围绕着他的这种心理情结展开故事，在尝试了广告招牌画家、记者等各种工作之后，毕司沃斯最后取得了成功。

小说中的毕司沃斯的原型是奈保尔的父亲，而小说中的阿南德，一定程度上，也是奈保尔自己的生活写照。毕司沃斯从不安分守己，试图摆脱各种束缚，想成为一个作家，他的性格和他的梦想对作家奈保尔有直接的影响。1990年，奈保尔出版的《父子之间》通过对他们父子之间通信的记录，再一次讲述了“毕司沃斯”的故事。现实生活中，奈保尔于1950年去到牛津之后，迫于生活的压力，而于1951年4月患上精神失常症，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得了心脏病，家庭经济陷入窘境。但即使在这种窘境中，奈保尔的父亲西泊萨德也一直想着出版自己创作的小说，他对文学的痴情有胜于奈保尔，他想让奈保尔回到特立尼达，自己全力支持奈保尔或是奈保尔全力支持他去进行创作；他还让奈保尔多方联系，争取将他创作的小说在伦敦出版，但直至1953年去世，西泊萨德创作的小说最终也没有在英国出版。奈保尔在给母亲的信中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过去总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他（指父亲）的生命的延续，这种延续，我曾渴望着，也是一种圆满。现在依然如此，但现在我不得不抛却在爸爸的陪伴下成长的想法了。”⁽³⁾再者，西泊萨德极其崇拜印度英语作家阿·克·纳拉扬，认为印度人纳拉扬通过英语小说的创作而从印度走进了西方的文学殿堂，是一个成功的印度作家，在文学创作上，西泊萨德也是极力模仿纳拉扬；西泊萨德对纳拉扬的崇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奈保尔，奈保尔一生都对纳拉扬充满了敬畏之情，并反复阅读、研究过纳拉扬的小说创作，在“印度三部曲”《幽暗国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等有关印度的作品中，纳拉扬是奈保尔提及最多的印度作家。

较之《米盖尔街》等早期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部作品虽说依然不乏幽默和喜剧色彩，但他的笔力却愈来愈深沉、悲观。奈保尔的父亲是一个喜剧性的人物，但他的故事本身却是悲剧性的，这直接影响了作家对毕司沃斯这一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在于，通过毕司沃斯的故事，奈保尔更深刻地感受到的是殖民地生活的悲哀。毕司沃斯虽然最终建造了象征他的独立性和自由以及生活之根的房子，但这也仅仅是一种象征而已，所以，对小说中的阿南德也就是作家奈保尔来说，房子或家早已失去了意义。早在牛津AG体育期间，奈保尔就写信给家里说：他宁愿死去也不愿回到特立尼达了，并发誓要用他们的语言（英语）来打败他们。他深深地认识到，殖民主义早已把世界给打乱了，他再也不可能有自己心灵中安宁的家了。一方面，他认为殖民主义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特立尼达等前殖民地国家不仅落后，而且愚昧。因此，他对特立尼达的描写充满了讽刺甚至是挖苦或鄙视，特立尼达的独立就像毕司沃斯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一样，并不是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相反，毕司沃斯以及更早一点出现于《米盖尔街》中的爱德华等人物都认为特立尼达是虚假的存在。爱德华梦想着离开特立尼达、生活于美国，因为那里有宽敞明亮的家和世界上最漂亮的汽车；毕司沃斯阅读以英美国家为背景的小说，对原先的宗主国可谓心仪神往，为此他很是嫉妒他的连襟奥瓦德，因为奥瓦德在英国读过书，“朝圣”过真正的世界。

《效颦者》（1967）也是一部虚构性的自传体小说，它像《神秘的按摩师》和《毕斯沃斯的房子》一样，通过一个西印度人的生活经历而讲述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故事。小说中的拉尔夫·辛赫是一个中年的西印度商人和政治家，他以回忆的形式描述了自己在伊萨贝拉（英殖民地，隐含现实中的特立尼达）的经历和他在英国的流散生活。他认为伊莎贝拉是一个缺乏秩序的“过渡或临时性的社会”，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缺乏权力，对此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错把言语和言语的欢呼当作权力。”⁽⁴⁾在伊萨贝拉，殖民解体之后，一切都变成了叫喊，面对他自己政治党派的夸张性的许愿，辛赫埋怨道：“疯狂的人……许愿在十二个月内解除贫困……向农夫许愿甘蔗和可可会有高价钱……他们许愿；他们许愿……”⁽⁵⁾新独立的国家中出现的政治家在民族斗争中获得了权力，这使他们相信某种绝对性的变革思想，而不明白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完成。西方跨国公司像殖民解体前一样依然控制着加勒比岛国的经济命脉，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基本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因为加勒比地区国家的独立而改变。

这种经济上的不独立导致了精神上对西方的依赖，奈保尔更多地从心理状态上分析前殖民地对第一世界的依赖性。如小说题目所显示的，他把模仿作为加勒比人依赖第一世界的主要原因。他们以为走工业化国家的道路，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实际上，西方的道路对发展中的西印度群岛国家来说，并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经验。而殖民主义的历程又阻止了殖民地人民对他们的过去的了解，使他们无法回到过去，也无法想象自己未来的身份，因此产生了迷茫、自我身份的分裂、狂热和神话，等等。辛赫曾梦想在英国这片伟大的国土上寻求伟大的世界，但当他流散到英国时，他发现英国实际上也像伊莎贝拉一样在拒斥着他。如果说伊莎贝拉的一切像是一场船难的话，而在英国的流散生活则是更大的船难，他的梦想使他不可能再回到伊莎贝拉了，但英国又不是他的家，他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流散了：在丰富的记忆和无望的未来中，辛赫处于茫无目的的漂浮状态，他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人格分裂成了碎片，在过去和现在、流散与家乡之间受着痛苦的折磨：“我不再梦想理想化的自然风光或是寻求把我自己维系于美景之中，所有的风光最终都要变成泥土，金色的想象最终都会失落于现实之中。”⁽⁶⁾他不再有家乡的同时，也不再有社会了。这多多少少反映了奈保尔真实的心理处境，奈保尔说：“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在外国是一种完美，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外国。”他变成了一个永远的外国人，也就是真正的流散作家了。

本来，选择流散与被迫流散是并不相同的事，但在奈保尔的作品中，这种区别却不明显。辛赫原是因为政治观点和他的党派的失利而被伊莎贝拉即他的西印度群岛国家流放出境的，但是早在被驱逐之前，辛赫就存在着流散的心理倾向。对辛赫来说，流散是他的殖民遗传，不断的流散是他从殖民地走向宗主国也就是消弭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差异的过程。再者，对奈保尔早期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来说，生活于特立尼达这样的殖民地边缘地带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流散式的生活，而他们心目中的家则被构筑于遥远的英国或美国的浪漫生活之中，因此，这种流散和家的感觉被赋予了基于不安宁的、浪漫心理的殖民剥夺与殖民幻想的形式。奈保尔早期作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他的人物对远离特立尼达的“真实世界”的浪漫渴望。

由于战争、帝国的崩溃等等原因，20世纪出现了大量的流散作家。英语文学中，贝克特和康拉德都不是英国人；类似地，美国文学中有庞德和艾略特，德语文学中有里尔克和格拉斯，拉美文学中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瓦尔迦斯·略萨、艾里克·沃尔龙德、克洛德·麦克基、沃尔森·哈里斯、德里克·瓦尔科特、V.S.奈保尔等作家，他们都过着一种流散的生活或是有流散生活的体验，流散生活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特殊的视角：“外来者对新东西感到惊奇，对事物观察得更细，因为他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一切。这种观察方式也被称为exotopy，⁽⁷⁾从外部观察内部人看不到的东西：‘为了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化，人们必须走进其中，忘记自己的文化，通过外国文化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在文化领域，外在性（outsideness）是理解世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只有通过另一种文化的眼光，外国文化才能更为充分、更为深刻地暴露它自己。’”⁽⁸⁾流散作家特殊的文化视角是从文化外部观察文化内部的人看不到的东西，打个比方来说就是，人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眼睛，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只能通过别的社会和历史才能理解自身。缺少了参照物，事物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流散也可以说是一种旅行，只不过它是一种永远的旅行罢了。奈保尔喜欢的恰恰就是这种永远的旅行，这不仅是因为旅行使他感到自由，也是因为他想了解自己与他人，他的兴趣并不在于某种奇特的异国情调，而是为了考察、研究前殖民地国家，他不是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深沉地关注着这些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1960年，奈保尔受到特立尼达政府的资助在加勒比地区考察并写作一部关于新独立国家的著作，结果，反映西印度群岛和南美国家的殖民和后殖民生活的《中间道路》于1962年出版了。奈保尔虽然生活在英国，但他却是来自殖民地的作家，并且是在帝国衰落之后来写殖民主义及其后遗症的。作为一个殖民地居民，他不仅谴责了殖民主义的虚伪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殖民地自身滑稽的奴性模仿。比如，在《中间道路》（1962）中，他对加勒比地区黑人和印度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和对立的描写就颇能令人深思：“黑人对那些非白人的一切……有着深深的敌视；他的价值是极端偏执的白人帝国主义价值。印度人歧视黑人，除了继承了白人对黑人的所有偏见之外，还因为黑人不是印度人……印度人和黑人都通过白人来表现他们如何瞧不起对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白人对异族的歧视日渐衰微之时，印度人和黑人之间的歧视似乎在走向极端。”针对印度人，黑人形成了他们的种族主义；针对黑人，印度人从他们的自我主义中形成了印度人的种族主义。⁽⁹⁾

在60年代和70年代，奈保尔进行了广泛的旅行，考察了美洲、非洲、印度、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国等地区和国家。《在信仰者中间》（1981）和《超越信仰》（1988）主要记录了他在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的所见所闻和他的感受与沉思。

奈保尔数次深入印度，他将第一次游历记录于《幽暗国度》（1964），第二次游历记录于《拥挤的禁闭营》（1972）中的“印度”一章中，第三次记录于《印度：受伤的文明》（1977），1990年，他出版了有关印度的第四本书《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幽暗国度》曾在印度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广泛的争议，因为它揭露了印度当代社会的贫穷、偏见、迷信、落后、残忍、虚伪和道德败坏等黑暗面，但奈保尔并不认为他的创作是对印度的攻击和丑化，而是对他自己那段令人感伤的经历和体验的真实记录，以及他对印度社会现状和未来的沉思。

第一次回到印度时，奈保尔平生第一次发现在自己所置身的社会中，人人看上去都与他长得差不多，但在外表与品质方面，他与印度人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他的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都是一副有教养的英国绅士的派头。他没有与印度融为一体，相反，他突出的感觉是印度以及他在印度看到的一切把他彻底给“粉碎”了，他再也不愿将自己等同于印度人了。他记忆中的印度本来就没有多少亮色，而更多的是一片黑暗，在印度真真切切的“旅行”之后，他心目中的印度在现实之中变得更加“黑暗”了，他无法摆脱“黑暗”的感觉，“黑暗”不仅是他观察的对象，而且变成了他“观察和思考印度的方式”。

在奈保尔的作品中，“黑暗地带”是经常出现的意象，殖民者来到东方，帝国建立了，又毁灭了，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了，但它们与旧的东西又纠缠在一起。这种黑暗的意象主要与作家对前殖民地边缘社会的观察与感受密切相关。他说：“这是生活于偏僻地带的感觉，它生发于要被偏僻本身吞没掉的恐惧，是偏僻地带生活着的人们的恐惧，这种恐惧一直伴随着我。”

奈保尔作品中的黑暗意象承继于康拉德的创作，康拉德的作品比如《黑暗的心》也把殖民地非洲描写为黑暗的地带。在《康拉德的黑暗》一文⁽¹⁰⁾中，奈保尔认为他自己的背景有似于康拉德笔下的黑暗地带，这种黑暗地带意象的出现更多地表现了作家对人性的悲观感受，但与康拉德相比，奈保尔的作品更多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破坏效应：不相信自我的文化，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异化（陌生）感，同时对“自由”的西方文化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奈保尔看来，现今的世界上，道德价值崩溃了，他不相信殖民者，也不相信被殖民者，帝国时代的梦想早已破灭，而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也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

在对非洲的描写中，他笔下的黑暗地带的意象转换成了“灌木丛”意象，“灌木丛”一词的隐喻性意义不仅在于原始和落后，而且指代人在精神上的浑浑噩噩，象征着整个第三世界混乱无序的状态。奈保尔描写非洲的主要小说有《在一个自由的国家》（1971）、《河湾》（1979）、《游击队员》（1975）、《世界上的一条道路》（1994）、《半生》（2001）等。在这些作品中，奈保尔的创作涉及骚乱中的刚果、埃迪·阿明统治下的乌干达等等政治历史事件，西方殖民者由于游击队的抵抗而撤退出了非洲，但非洲的独裁者攫取政权后却变成了比殖民者更坏的暴君。由于奈保尔的这些作品都涉及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它们也被称为政治小说。

《河湾》讲一个名叫萨里姆的印度商人的故事，他在非洲东海岸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后决定到内陆去以改善他的生存环境，在内陆，他在一个被人遗忘的殖民地村庄即河湾建立起一家店铺。通过他的眼睛，读者看到了非洲这块黑色大陆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它从洪荒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既是某种令人难解的神秘又是桀骜不驯的野性。奈保尔对“可怕的”非洲大陆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以幽默的语气演绎出一个个令人大笑但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在令人激荡的气氛或旋律中，读者既能感受到奈保尔的冷漠和残忍，又能感受到奈保尔的痛苦和愤怒。

美国作家保罗·塞鲁（Paul Theroux）曾是奈保尔的好友，1968年，他在非洲第一次见到奈保尔时，奈保尔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怀疑、不相信、在本能上对一切都不相信：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些品质会如此强烈地存在于一个人身上。”这种极其固执的独立性与他内心深处的孤独连为一体，造就了奈保尔极其独特的抗争性品性，正是这种品性使他对非洲大陆充满了深厚的兴趣，反过来他在非洲大陆的体验又进一步强化了他这种品性。⁽¹¹⁾

奈保尔虽然生活在英国，但他的作品却执著地关注着第三世界，他四十多年来的创作反映的基本上都是非西方民族的生活，他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和政治有着历久不衰的浓厚兴趣和深刻的洞察力。他的作品主要表现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第三世界民族建构的影响：混乱、落后、腐败为什么会像灌木丛一样四处横生？他难以相信非洲、印度、巴基斯坦和加勒比地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自治能力。政治上的怀疑主义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美学观决定了他对新生民族在政治、革命和前途方面的悲观看法。在与查尔斯·惠勒的谈话中，奈保尔说：“我不得不承认……很多印度人的心态，那种埋藏很深的心态，可能也是我的心态——对于人类行为和人类生活的虚幻性我可能确有同感。”⁽¹²⁾

奈保尔的小说如《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河湾》等早已被公认为20世纪文学的经典之作了，奈保尔在艺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深得批评界的青睐，但他的作品的市场效应总体来说并不理想，只有《抵达之谜》（1987）的出版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此书曾名列英国畅销书的榜首。他对此感到好奇，说读者喜欢的是快餐，而不是精工细作的佳肴。当然，这部杰作也是精雕细刻，奈保尔像人类学家一样考察、研究着伦敦和威尔特郡田园般的村庄，以看似随意的笔触，写出了殖民统治文化逝去的景象。英语读者之所以对这部作品有着特别的兴趣，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在于奈保尔写作这部小说之前已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了，但他的作品多以第三世界为背景，当他将小说的背景转移到英国时，读者大多是好奇地想看看他对英国是如何描写以及他是如何认同英国的。奈保尔自然也没有使读者失望，他将一个作家的经历和感受与大英帝国以及整个欧洲文化的衰落融为一体，创造了一幅幅鲜活其外、冷漠其中的画面。小说题目中的“困惑”不仅是新来者即作家本人的困惑，也是英国及其文化本身的神秘：时间在流逝，昔日的英殖民帝国也在改变，平平淡淡中既有几分惨淡和荒凉，也有几分神秘和崇高，而奈保尔却依旧保持着他一贯的残酷风格，不时地以他讽刺的文笔演绎出一个个幽默的故事来。像以往的大多数作品一样，《抵达之谜》也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它是一部关于作家自我的书，这个自我多多少少像是普鲁斯特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观察家，他不断地观察着英格兰。

在创作实践上，奈保尔将写实、考察和虚构结合在一起，一直不停地探索着小说的形式。长篇小说《世界上的一条道路》的副题是“A Sequence”（意谓“连续性的片断或插曲”），它意味着这部小说界于“历史”、“小说”和“自传”之间，强调了此书比小说、历史和自传所具有的更多的碎片、片断性质。⁽¹³⁾它写的是相互分离而又有内在联系的一系列故事，结构上更为松散和开放，但这并非后现代式的东西，而更多地类似于19世纪的叙事性散文。当然，这种文类的出现也与后殖民主义美学思想密切相关，它深深扎根于后殖民作家的心理体验和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流散生活所进行的细察，用奈保尔自己的话说是，小说作为一种形式不足以反映被殖民统治打乱了的世界，他打破小说和散文之间的界限表明的只是他对世界发展的看法。他的小说从历史人物到现实的虚构人物，故事是游移不定的，时间常常跨越几个世纪，从殖民时代的战争写到殖民统治的解体以及民族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影响。他笔下的人物都是非线型的但又浓缩了历史。历史的相对性与叙事的开放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很好地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流散美学思想。

流散理论家们试图打破传统的基于神话和地理因素的固定不变的文化“身份”（identity）说，而主张跨越时空的文化认同（identification）说，他们认为人的身份是在不断地变化并不断地形成新的自我。奈保尔的创作实际上是含沙射影式地摧毁着封闭的、线型的文化“身份”说，打破殖民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界限，实现着开放的“文化认同”的流散政治理想。如此他就可以化解他失却了的民族身份的困惑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