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

柳鸣九

1850年8月20日，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一个小山坡上，在落辉的雾霭之中，一副包铅皮的橡木棺材缓缓放进了墓穴，这时，升起了一个声音，一个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后来八十年代经常作为法兰西民族的代表的声音：“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个”，“从今以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熠耀在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

一个人物的历史地位，绝不是一时的颂词所能缔建起来的，哪怕是众口一致的颂词，而必须经过至少一二个历史时期的考验与鉴定。上述出自雨果之口的颂词已经过去一个半多世纪了，它承受了历史岁月的推敲。时至今日巴尔扎克不仅仅是法兰西上空的一颗星星，他已经成为人类文化星空中一个巨大的星座。当我们要在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学历史中，举出这样一个作家，其劳动量最为惊人，其创作的规模最为宏大，众多的作品通过有机联系浑然一体，其创造精神最为浩博，思想内容丰富而厚实，而其整个创作既具有深广的历史内容，构成了整个一个社会、整个一个时代的活的历史，又凝聚着丰富的艺术经验，具有强旺的艺术生命力，以永不磨灭的艺术灵光，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当我们要举出这样一个作家的时候，往往最先就想起了巴尔扎克这个名字。

一 岁月难，作品比岁月多

巴尔扎克几乎是与十九世纪同时诞生，而与这个世纪上半叶的五十年始终相随。1799年，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法国已经在十年前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封建贵族阶级的政治统治权被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被连根铲除。暴风骤雨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的进程还没有告终。这一年，拿破仑取得了政权，开始了“法国革命最后阶段”的拿破仑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关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代了封建关系，拿破仑资产阶级帝国的版图几乎扩张到整个欧洲，拿破仑军队带到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虽然1814年波旁王朝又得以复辟，但并未能阻止资本主义关系在法国的继续发展，而封建贵族阶级在复辟时期也未能免于“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的命运，不久，1830年的七月革命，就最终结束了法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政治统治权的斗争，自此以后，被打倒的封建阶级再也无法站立起来，资本主义秩序在法国树立了自己绝对的统治。

巴尔扎克所生活的这五十一年，正是法国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在这个资产阶级发展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的时期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像在封建时代那样，带有某种命定性，取决于血统与门第，而是在自由竞争中起伏沉浮，“杂货商肯定可以成为法国元老，贵族有时会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资产阶级价值标准成为个人登龙发迹的保证，个人以自己的雄心与才能，就可以开拓自己的天地与领域。最高的典范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拿破仑，他从一个炮兵中尉成为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并且对有才能者加以破格的提拔，他的先例与他所充分兑现的资产阶级价值标准，成为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兰西整整一代人的理想，于是，在社会生活的领域里，怀着各种野心与各种才能的人，都进行着紧张的奋斗。也许只有考虑到这种时代的氛围与风尚，才能理解巴尔扎克身上那种要创建一个文学帝国的雄心与动力，才能理解一个庸俗的资产者的儿子何以成为《人间喜剧》的作者。

其实，这种性质的雄心与动力在他父亲身上已经有了，只不过是在很低的水平上、在相当渺小的领域里。他的父亲出身于农村一个贫穷的雇农家庭，但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为了向上爬，他把自己原来的姓氏巴尔萨加以修改，冒充十七世纪书信散文家巴尔扎克的本家。经过多年的奋斗，他在十九世纪初法国社会生活的沧海桑田中，如鱼得水，不断升迁，成为了一个富有的商人，在巴黎，他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中一名体面的绅士，在外省，他是当地政治社会生活中一个颇有地位的头面人物，虽然早年只受过一点初级的教育，但他附庸风雅，还写过两本书与一本回忆录。如果说，巴尔扎克从他父亲那里所继承的强壮的体质，过人的精力和顽强奋斗的犟劲，对于他日后的惊人的雄心与劳作是不可忽视的天赋条件，那么，也许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那家庭变迁发展的历史所给予他的启示。

巴尔扎克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寄养在图尔市郊的农村，缺乏家庭温暖的生活，既给他的童年带来了痛苦，无疑也养成了他独立奋斗的精神。他先后在图尔与巴黎念完中学，1816年进入巴黎大学法科，此后，又在律师事务所当练习生、书记，他的父母希望他沿着这条路在法律界飞黄腾达，他肯定也被令人眼花缭乱的巴黎生活燃起过各种各样的野心：法兰西学院院士、参议院议员、部长、富翁。但他终于选定了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道路，这时，他正二十岁。

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雄心也许一开始就是惊人的，正像他后来在自己房间里一座拿破仑塑像的底座上所写的誓言那样：“彼以剑未竟之业，吾将以笔完成之”。他具备实现这一誓言的条件吗？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生来的文学天才，虽然，在小学与中学，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学生，在大学，他是文科的旁听生，对文学创作早已有了浓厚的兴趣，在学法律期间，律师事务所的经历又增进了他对人生的了解和对充满各种利害冲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但他真正要取得文学的成就，竟还要花费十年的时光。起初，他在巴黎贫民区的一个阁楼上写他的诗体悲剧《克伦威尔》，结果，作品惨遭失败，为了经济独立，赚取稿费糊口，他与末流文人合作，写一些离奇怪诞、情调浪漫的无聊小说，这些无聊的小说有十几部之多。所幸他并没有把这些低劣之作当作自己真正的文学事业，皆署以笔名，并且在他成名之后，干脆就不承认出自他的手笔。炮制劣等小说并没有使他摆脱穷困，于是，他又梦想以各种办法发财致富，先是办出版事业，出版了莫里哀全集与拉封丹寓言集，结果大亏其本，接着，他又去经营印刷厂与铸字厂，同样以倒闭告终，留给他的是高达六万法郎的债务。这时，他已经快三十岁了。

困顿出天才，这虽不是一个绝对的规律，但对巴尔扎克来说，倒确乎如此。

在这十年的艰难生涯中，他进行了大量的文学技巧的练习，“我曾写了七部小说，作为初步的创作锻炼，一本练习对话，一本练习描写，一本练习如何组织人物，一本练习如何安排结构”，这显然磨炼出他小说家高超的艺术技巧。

在梦想发财，进行商业活动而又连遭失败的过程里，他亲身深入了现代社会那充满财产纠纷、买卖风险、竞争倾轧、投机倒把、阴谋陷害的经济生活，精通了期票、契约、证券、汇单的学问以及种种繁复的法律程序与手续，洞悉了那人欲横流中的每一个波澜，并且从自己失败与被追逼的经验中，深切体会到金钱对现代生活、对人的命运的作用，这一切将构成他宏伟小说作品中丰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

他在贫民区的生活，又使他认识了现代社会另一个巨大的群体，劳苦工人大众，“听着工人的谈话，我就能深深体会他们的生活，仿佛自己身上就穿着他们那身破旧不堪的衣服，脚上就穿着他们那满是窟窿的鞋子：他们的欲望、他们的需求，这一切都深入了我的心灵，我的心灵和他们的心灵已经融为一体了……从那时起，我已经把那称作‘人民’的五光十色的东西加以分解，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以便能识别他们好坏不同的各种品性，我那时已经明白这个郊区、这个革命策源地可能有些什么用处。”这扩大了他小说家的社会视野，加深了他对同时包括了资产阶级与劳苦大众两个对立面的现代社会的认识与理解，而他在贫民区经常对周围环境与人物内心生活的体验感受、分析揣度，则又养成了他作为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可或缺的观察的习惯。

总之，这是巴尔扎克积累生活的十年，是他对现实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十年，也是他在艺术上进行磨炼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一位伟大的小说家逐渐孕育成形了。

因此，他1828年搬进卡西尼街一号后，在自己的书桌上安置了一座拿破仑的小塑像，并且在上面题写了他那豪言壮语的时候，他已经具备了在文学领域里创造出拿破仑式的奇迹的条件。

要完成伟大的文学奇迹，剩下来的事情似乎主要就是勤奋、艰苦的创作劳动了，如果说巴尔扎克十年积累时期之漫长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那么，他成熟阶段里巨大的创作量所显示出来的劳动强度，几乎可说是举世无双。1829年，他的第一部成功的小说《朱安党人》问世，到1848年，他完成了两个剧本《后娘》与《生意人》而最后停笔，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除了杂文、政论与剧本外，仅仅小说作品，他就创作了九十一部，平均每年写出小说四五种。

一开始，他那积蓄已久的创作力，就像火山喷发一样，造成了一种耀目的奇景：1829年《朱安党人》问世以后到1832年，他写作和发表了中短篇小说三十多篇，其中有《苏城舞会》（1829）、《猫球商店》（1829）、《高利贷者》（1830）、《家族复仇》（1830）、《三十岁的女人》（1830）、《沙漠里的爱情》（1830）、《红色旅馆》（1831）、《夏倍上校》（1832）、《图尔的本堂神父》（1832）、《玄妙的杰作》（1832）等，这些思想内容高度浓缩、艺术技巧圆熟的现实主义名篇，同时，还有别具浪漫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驴皮记》（1831）与对于了解巴尔扎克的思想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自传性小说《路易·朗贝尔》（1832）。

然后，就是整整十年的丰收，一系列在文学史上辉煌灿烂的鸿篇巨著，以极大的密度相继问世：《乡村医生》（1833）、《欧也妮·葛朗台》（1833）、《高老头》（1834）、《绝对之探求》（1834）、《改邪归正的梅莫特》（1835）、《幽谷百合》（1835）、《无神论者望弥撒》（1836）、《禁治产》（1836）、《法西诺·加奈》（1836）、《老姑娘》（1836）、《赛查·皮罗多盛衰记》（1837）、《纽沁根银行》（1837）、《古物陈列室》（1838）、《比哀兰德》（1839）、《卡迪尼昂王妃的隐私》（1839）、《乡村本堂神父》（1841）、《于絮尔·弥罗埃》（1841）、《搅水女人》（1842），等等。

最后，他那宏伟的文学大厦落成了：1842年，他确定了《人间喜剧》的总体规划，把他数量庞大的作品连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并且在最后几年里，又完成了几部文学巨著：《幻灭》三部曲（1837—1843）、《贝姨》（1846）、《邦斯舅舅》（1847）、《交际花盛衰记》（1838—1847）与《农民》（未完成），更进一步充实了他的文学大厦的内容。

上述这个清单虽然简略而不完全，但已经表现出了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人的智力劳动竟然可以生产这样大的出息。如果考虑到巴尔扎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要经过反复的修改和增删，每排一次版校样要换十几次，那么，一部作品也就意味着成倍或数倍的工作量。他那紧张的一天，往往是这样度过的：半夜起床，喝一点咖啡，便开始写作，一口气工作十二小时，然后，再赶到印刷厂，审阅校样，同时又开始构思新的作品，或者，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两个月，集中精力进行写作，有时一天要工作十八个小时。正是以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拼命的劳动，他十天写出了著名的小说《图尔的本堂神父》，三天三夜写出了不朽的杰作《高老头》，而《闻人高迪萨》与《卢琪利一家的自白》则都是一夜之间急就而成的……

还应该看到，巴尔扎克既不像蒙田那样有自己恬静的田庄，更不像伏尔泰那样有万贯家财，福楼拜的那种优裕的日子，他也未能享受，他一生始终是在经济的压力下进行写作。早年的穷困自不待言，后来他做生意亏本而欠下的债务，又成为了他沉重的包袱。是的，他成名以后丰厚的稿费收入使他还清了1829年以前所欠的六万法郎，但他奢侈的生活、阔绰的排场、放手的挥霍又使他不断欠下新债，到1836年的时候，债务总额又达到了十万法郎。旧的债务去，新的债务来，他的生活形成了这样一种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他所享用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在债券与期票紧张的川流不息之中维持着的，因此，不得不同时为了精神作品的生产与物质生活的保障而进行奋斗，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依然要不停地工作，没有尽头地奔忙，为的是设法支付票据”。如何致富以彻底摆脱债务，始终是烦扰着他的一大问题。为此，他创办过两种杂志，其中之一几乎由他一人独力执笔；他制订过十几种企业计划，1838年，还亲自跑到科西嘉岛与撒丁岛，想找到可以开发的被废置的银矿；他还进行过许多试验，异想天开地想发明一种新的物质。而在碰壁之后，则又幻想有爱好艺术的大富翁给他无穷无尽的施舍，帮他还清债务，或者谋求娶一个有钱的妻子，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当他从所有的幻想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仍然只能以他坚忍不拔的毅力、靠他强健的体格与创作才能去进行极度辛苦的创作劳动，在劳动中用浓烈的黑咖啡刺激他疲惫的身心。

日积月累，他消耗了成吨的咖啡，在为自己与富孀韩斯卡夫人的婚事奔忙了一阵之后，他结婚不到半年，终于倒了下来，死于五十一岁。一生如此短促，岁月如此困顿，而作品却比岁月还多。这是巴尔扎克作为一个人所创造的奇迹，也就是巴尔扎克作为文学家之所以伟大的第一层含义。

二 前所未有的文学大厦

对于文学家来说，多产不一定就是伟大的标志。在人类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多产作家并不乏其人，然而，能称得上伟大、能与巴尔扎克并肩而立的却几乎没有。巴尔扎克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多产作家不知多少倍的是，他数量庞大的作品，并不是零乱的堆积，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人间喜剧》。

这是一个怎样的整体呢？它由那么多单个的艺术杰作组成，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或少数的几部，就足以使作者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何况是那么庞大的数目。这些单个的艺术品所呈现的形象图景，互相关联、互相渗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一部完整的历史，还不仅是一个世界、一部历史呢，它提供了分析与哲理，在某种意义上又构成了一个思维的体系。把这样一个整体比喻作什么呢？说它像一座宏伟的大厦、辉煌的宫殿，但砌成大厦或宫殿的每一块砖石，哪里有构成它的每一部作品那样富有艺术的生命？说它像一部丰富的交响乐，但哪一阕交响乐包含有它那么丰富的主题旋律与变奏？我们很难用人类劳动的任何其他产物，哪怕是奇妙的产物来比喻它，它就是它自己，它就是伟大的《人间喜剧》，它的名字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几乎是无法比喻的博大、浩瀚的内容：人的戏。

我们无意于神化巴尔扎克，他是人。他那宏伟得令人目眩的《人间喜剧》的整体，并不是一下就构思出来，就像仙杖一点，平地就出现了宫殿那样，它是以经年累月的劳动逐步酝酿筹建而成的。

早在1829年，他出版了《婚姻生理学》，“生理学”这一题名最初就体现出作者对人类生活采取一种研究的态度与立场，这正导致日后《人间喜剧》的产生，而且，这一部作品后来也构成了《人间喜剧》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即《分析研究》的内容。同年，他与出版商签订了出版《私人生活场景》的合同。次年，即1830年，几乎是他在创作上刚进入成熟阶段的时候，他就以《私人生活场景》为总的标题，出版了《家族复仇》、《品行恶劣的危险》、《苏城舞会》、《猫球商店》、《慈善的女人》等作品的结集。1831年，他又以《哲理小说与故事》为总的标题，出版了《驴皮记》、《该死的儿子》、《刽子手》、《长寿药水》、《玄妙的杰作》、《一个女人的侧影》等作品的结集，他这两个作品集的标题，实际上在写其中的作品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或者是同时产生的。因而，它们的出版不同于一般地将一些单篇独立的作品收集成册，而是明显表现出了巴尔扎克有心使他那些各自独立的作品服从某个统一的目的、形成某种整体结构的意图，而这两个结集，事实上也就是《人间喜剧》其他两部分即《风俗研究》与《哲学研究》的雏形。

1832年，他开始运用让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再现的手法，找到了把他的作品联成一个整体的具体途径。

1833年，他与出版商签订了《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出版合同，1834年，他开始同时以《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与《哲学研究》出版他的作品，同年年底，他授意菲力克斯·达文为《哲学研究》撰写了著名的序言，第一次正式宣告了他庞大的创作计划以及他正在从事创建“一个统一、独立、新鲜的整体”的意图，他这个“整体”包括了三大部分，即《风俗研究》、《哲学研究》与《分析研究》，而在1835年他授意菲力克斯·达文为《风俗研究》所写的序言中，他又正式宣告了《风俗研究》包括六个方面，即《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至此，他那宏伟的整体结构的基本面貌已完全呈现了出来。

经过长期的酝酿之后，他于1841年最后决定给他的这个“整体结构”命名为《人间喜剧》。这个标题的原意是“人的戏”，与但丁的《神曲》之原意“神的戏”相对，显然是受了那位意大利诗人的杰作的启发而来。1842年，巴尔扎克写出了著名的《〈人间喜剧〉前言》，阐述了他这宏伟结构的宗旨和他创作的意图以及他在创作中所奉行的原则。1845年，他亲自编定了《人间喜剧》的总目，分为三大《研究》。总目中已完成的作品数，再加上1845年以后增写的小说数，具体情况如下：第一部分《风俗研究》为六个“场景”，《私人生活场景》中最后完成的小说共二十八部，另外四部已有提纲，尚未起草；《外省生活场景》中完成的小说十一部，另有六部未完成；《巴黎生活场景》中完成的小说十六部，另有六部未产生；《政治生活场景》中完成的小说四部，另有四部未完成；《军旅生活场景》中完成的小说两部，其他还有三十部仅有写作计划；《乡村生活场景》中已出版的为两部，基本上完成的为一部，另外还有两部在计划中。第二部分，《哲学研究》计划有二十七部小说，写成了二十二部，另有五部未完成。第三部分，《分析研究》计划包括五部作品，完成的为两部。以上总共已完成的作品计八十八部，是为《人间喜剧》的作品总数。

这一巨大的建筑工程，最初在巴尔扎克的思想里，“像一个美梦”，“又像一个幻想”，是那么难以实现，然而，他以令人崇敬的毅力，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了它，正像他所描述的，时而建起“庞大的结构”，时而完成“建筑物的某一富丽的突出部分”，时而选出“穹窿的拱顶”，时而又安装“哥特式的十字窗”，时而“把建筑物上的空白处用壁画填补起来”，时而“在这里加上一套组画，在那里雕塑一个重要的形象”，与此同时，又“以老螺钿工匠的那种耐心和手艺把它们组合起来”。到这位勤劳的工匠逝世的时候，人们肯定可以看到还有些扫尾的工作没有完成，或者是几个脚手架还没有来得及拆除，或者是有几个窟窿需要填补，然而，千真万确的是，巴尔扎克那个美梦与幻想毕竟成为了现实，一座宏伟无比、光辉灿烂、结构纷繁复杂的大厦耸立在人类的面前。

从人类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人间喜剧》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一个个人所敢于设想的最庞大的作品”。在巴尔扎克以前，作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的意大利作家但丁，创作了气势浩大的长篇史诗《神曲》，共三部作品一百章，但显然不及《人间喜剧》宏大；十六世纪法国伟大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曾写过大型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但也只有五部；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的不朽杰作《堂吉诃德》堪称巨著，但篇幅大体仅等于巴尔扎克的两部长篇《贝姨》与《邦斯舅舅》；十七世纪无与伦比的喜剧大师莫里哀在创作上硕果累累，但他的全集不过三十三个剧本；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创作量相当惊人，但与《人间喜剧》也远远不能相比；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司各特，以十几部长篇小说来描写中世纪的故事，规模可谓庞大，巴尔扎克对他也甚为重视，但正有心要超越他，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指出，虽然司各特的创作量惊人，作品的内容丰富多彩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新意，把小说提到了历史哲学的地位，但司各特的创作却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缺乏联系，而在巴尔扎克看来，缺乏这种联系，也就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一篇完整的历史”，因此，他决心吸取司各特的教训，避免他的缺点，要在前人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创建起“一个巍然壮观的整体”。这就是巴尔扎克在这篇前言中所说明的《人间喜剧》整体结构的由来。

巴尔扎克如何把他九十多部小说构成了一个整体呢？一般论者认为，是由于他创造并运用了著名的“人物再现”的手法。人物再现手法的开始运用，如我们已指出的，是在1832年，这年，巴尔扎克先在《图尔的本堂神父》中写了两个次要的人物波莉勒·德·魏尔勒瓦与路易·朗贝尔，稍后，又把这两个人物作为他另一部小说《路易·朗贝尔》中的主要形象。从此以后，他不断地运用这个方法，让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如《高老头》中到巴黎来谋出路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后来又多次在其他作品中出现：在《纽沁根银行》与《小资产者》里，他替纽沁根当帮手，从事投机活动，大发了横财；在《夏娃的女儿》中，他爬上了副国务秘书的座椅；在《莫名其妙的戏子》中，他当上了贵族议员；在《阿尔西的议员》中，他娶了自己情妇纽沁根夫人的女儿；在《贝姨》中，他被封为伯爵。又如，伏脱冷这个人物，最初出现在《高老头》中的时候，是一个在逃的黑帮头子，社会法律的对立面，他一再出现在《幻灭》与《交际花盛衰记》等小说里，最后，他却成为了警察的密探，统治阶级的鹰犬。其他人物如金融家纽沁根、投机家杜蒂埃、不学无术凭生意经当上报纸总编辑的斐诺、贫苦知识分子出身而著名的皮安训、刁钻的商人玛古斯、军人勃里杜、进步的青年政治活动家克里斯蒂安……都曾在不止一部作品里再现，据统计，反复在不同作品里再现过的人物有四百多个，有人物再现的作品共七十部，其中以《交际花盛衰记》的人物再现最多，达一百五十五个。

过去从来没有一个作家采取这种手法，它完全是巴尔扎克的独创。巴尔扎克用它有效地把数量庞大的作品联结组合了起来，人物的不断再现，一方面使各个不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场景与故事情节，构成了同一个环境中不同的社会生活面和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是同一个时期里同一社会生活的面面观，不论是从社会生活的横断面与纵深发展过程，都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有机的内容；另一方面，这种方法既使得人物具有广泛的活动面，枝条蔓延，互相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活动着、变化着的群体，又使其中某些重要人物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历历在目，大大丰富了重要人物形象的社会内容。总之，巴尔扎克的人物再现的方法，使得《人间喜剧》成为了内容丰富、浑然一体的社会生活的再现，它在文学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如果仅仅把《人间喜剧》的整体性归之于人物再现，那显然是不够的，《人间喜剧》作为一个庞大的整体的主要基础，还是它所表现的现实生活的统一性，或者说是巴尔扎克所表现的具有统一性的现实，他自己说得好：“《人间喜剧》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而关于《人间喜剧》的这种统一性的思想，在巴尔扎克那里又是极其丰富的。

巴尔扎克十分明确地认识到，他所要表现的并不是一个纯物质的静寂的世界，而是一个活动着的人的世界。因此，他在《人间喜剧》里，致力于描写出“自然加社会”的人的世界，他以统一观的思想，不仅把一定的自然条件、客观环境中的人所扮演的一出出戏剧与这种条件与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表现，而且，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结合了起来加以描绘。特别是后者，更是他致力的重点。在他看来，“每只动物的习惯在任何时代都经常是相同的，可是国王、银行家、艺术家、资产阶级、教士和穷人的习惯、服装、言语、住宅是完全不同的，并且随着文明程度的高下而起变化”，他根据这种“社会加自然”的思想去分析和表现人，给他那为数二千四百多个人物形象所组成的世界，提供了最内在的统一性。因此，他明确指出，“作者首先致力于解剖人，可以说，这便是作品的统一性之所在”。

为了在《人间喜剧》中，追求他对于统一世界的理想，巴尔扎克在表现社会生活时，力图不遗漏任何一个方面，或者说，他正是要以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描写，来构成一个艺术中的统一的世界，他的《风俗研究》中的六个场景——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乡村生活，几乎包罗了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事实上，没有标出为场景的，如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法律诉讼、商业金融等等，亦无所不包。而它们在《人间喜剧》中之构成一个整体，也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同样，为了实现他对于统一世界的理想，巴尔扎克在表现人生的时候，又力图不遗漏任何一个阶段，或者说，他正是要以对人生各个阶段的描写，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生的图景。他在《私人生活场景》的作品里，主要“描写童年、少年以及他们的过失”；在《外省生活场景》的作品里，主要“表现热情、盘算、利欲和野心的时期”，也就是成年时期；在《巴黎生活场景》的作品里，主要表现腐朽的、衰老的时期。

此外，为了表现“我们美丽的国家”的完整的形象，他又描写了不同的地域，描写了每个地域里不同的地理、家族、谱系、场所、物产、盾徽以及各阶层的人物：市民与贵族、手艺者与农民、政治家与花花公子……

总之，在《人间喜剧》里，有一个整个的世界，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历史，巴尔扎克在这里所运用的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把社会的成分一一重建，以获得社会的整体”，或者像他所形容的那样，把“如此不同、如此富有诗意、如此真实的各个独立的单篇”连在一起，以构成一面“世界的镜子”，这就是《人间喜剧》包括了九十多部作品而同时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基础，就是巴尔扎克创造了史无先例的宏伟整体的奥秘！

这样的宏图大业，固然与个人的天才、顽强的毅力、充沛的精力不可分，但与时代社会的条件更有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整体结构，应该说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十九世纪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它所包含的表现世界一体的思想，是十九世纪人类对现实世界认识的扩大与深化在文艺创作问题上必然的结果。如果没有十九世纪历史学中社会阶级论的出现，如果没有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发现，如果没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各个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空前增多，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整体”，一种“有联系的科学”，那么，作为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最伟大代表的巴尔扎克，也许根本不可能具有《人间喜剧》这样大规模的工程所必然要求的广阔的宏观的视野与世界统一性的思想。我们知道，巴尔扎克在大学期间，曾接触过唯物主义哲学与历史学中的社会阶级论，而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他又明确说明了他从当时生物学、博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受到的影响，特别是从博物学家饶夫华·圣·伊莱尔的“统一图案”学说中得到的启发，他从自然环境造成了千殊万类的动物这一学说，认识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造就了无数不同的人这样一个真理，从布封写出以全部动物为对象的《自然史》的先例，决心写出以全体人类为对象的巨著，这才产生了他关于《人间喜剧》整体结构的主意。是的，巴尔扎克的旷世奇才在文学史上的确少有，如果我们不能说他的天才盖过了他那些同样伟大杰出的先行者的话，那么，我们却完全可以说，他所遇上的时代社会条件，他所可以利用的人类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则正是那些先行者所完全未能见识的，因此，他也就有可能创造出史无前例的文学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巨制鸿篇又有着它历史社会的必然。

三 历史的百科全书

只从作品比岁月多、作品构成了巨大的整体这两方面来看巴尔扎克的伟大，当然还是不够，巴尔扎克的伟大有更深一层的、更重要的含义：他是法国十九世纪历史的书记，他的《人间喜剧》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形象的历史。

巴尔扎克是如何创作出这样一部卓越的历史呢？他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这样宣称：“法国社会将要写写它的历史，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与德行的清册，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的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能写出一部描写十九世纪法国的作品。”巴尔扎克这一段言简意赅的话，包括了一个完整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纲领，与其说是它是1842年时巴尔扎克对自己十多年来文学创作的总结，不如说是他从1830年以来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实际上已经实践了的原则，他的《人间喜剧》就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写出来的。

应该说，巴尔扎克创作《人间喜剧》所根据的他的现实主义思想，在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并不是创见，它属于亚里士多德最早所提出的“按照事物的本来样子去摹仿”这一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传统，而在他之前，至少有两个和他同样伟大的作家表述过同样的思想。莎士比亚这样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给它的时代看一看自己的演变发展的模型。”塞万提斯也指出：“戏剧应该是人生的镜子。”这两位伟大的作家也是带着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去描绘自己的时代社会的。

巴尔扎克的伟大在于，他继承了历史上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且在十九世纪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发展到新的高峰。那么，巴尔扎克有别于历史上其他伟大作家的新贡献与新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巴尔扎克把模仿自然的思想，更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凝聚为描写历史时代、社会现实的创作纲领，从来没有一个作家有巴尔扎克这样自觉地把自己视为历史学家的鲜明意识，而且，还要“比历史学家做得更好些”。巴尔扎克深知，历史的规律与小说的规律不同，历史作记载的是“过去发生的事”，小说写的是“庄严的谎话”，他之把小说创作比之于记录自己的时代，把自己比之于历史的书记，仅仅是在他所理解的这样的意义上而言的：他的小说要以细节上完全真实的描绘，去表现人类的各种典型，讲述私生活的戏剧，考查社会的设备，编纂职业名册，登记善恶的事实，而构成一部虽然并未发生过的，但其形象图景与客观现实同样可信可靠的历史，而且，其包罗万象，其完整的程度完全可与实际历史比美。从司各特的前车之鉴中，他吸取了经验教训，立意在一部作品里通过一个人物形象来表现一个时代，又在众多的作品里通过一系列人物，把作品联系起来以表现历史的发展过程，其中每一部作品就是一章，每一章都描写一个时代。但当他看到不同的人物不仅表现不同的时代，而且表现不同的类别，而一个社会正是由不同类别的人所组成的，于是，他就从表现纵的历史发展而变为表现一个历史的横断面或断层。他第一部成功的小说《朱安党人》，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斗争为内容，似乎可以说是他力图开始表现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尝试。而后，他就放弃了这一个表现人类发展史的计划，而集中表现他所熟识的当代社会，为自己的社会和时代作一位忠实的书记。

当然，在巴尔扎克以前的文学史上，但丁的《神曲》、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莫里哀的喜剧、十八世纪启蒙作家伏尔泰及狄德罗的某些作品，都是表现了自己时代社会的杰作。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与这些杰作不同的是，它在全面呈现当代生活的形象图景上达到了更全面、更详尽、更深入的程度。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像他这样把对自己时代社会的文学描绘，提高到历史学考察某个时代社会时所具有的那种分门别类、齐全得不容许有任何疏漏的程度。他规模巨大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分为六个场景，首先就表明了他描写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全景的意图。这六个场景的确像历史的百科全书，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在这里几乎都得到了反映：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行动与战争，革命后直到七月王朝时期政治风云的变幻与人物命运的沉浮，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骄奢淫逸，依附于这个社会的娼妓生涯，外省青年的奋斗与悲剧，宗教领域里的虚伪与奸诈，经济生活中自由竞争以及发迹与破产，金钱的魔力与人心的败坏，法律上的诉讼与纷争，文坛上的恶浊，新闻出版中的阴谋伎俩，流氓、犯罪分子的黑社会的内幕，农村中紧张的阶级关系，农民、资产者与地主之间复杂的矛盾，下层劳动人民艰难的生活……因为《人间喜剧》具有宏大的规模，所以，它就得以将巨大的篇幅献给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风貌、状态、内情以及在其中发生的事件与在其中活动着的人物，都是以显微镜才有的放大比例和油画所特具的精细入微的笔法表现出来的。这是巴尔扎克的先行者与同时代人都没有做到的。以他的同时代人而言，在描绘现实的深刻性上唯一能与巴尔扎克比较的是司汤达。但司汤达在《红与黑》里用少数几章所表现的宗教界的钩心斗角、鬼蜮伎俩，巴尔扎克则以《图尔的本堂神父》这样整整一部作品来加以表现，当然更为淋漓尽致。司汤达在《红与黑》里以概括的手法来烘托的铜臭财利的氛围，巴尔扎克则在《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一系列作品里极其细致深刻地加以描写，包括揭示出人物大脑皮层的皱褶里和内心深处所渗透的这种铜臭的毒素，显然更为深刻。至于新闻出版行业中的卑鄙龌龊，十九世纪其他的作家几乎没有触及，而巴尔扎克则用了长篇小说《幻灭》的大部分篇幅来加以揭露。

固然，以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和深入细致的程度来详尽地描写自己时代的各个方面，是一个作家的卓越之处，然而，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那么，他就不仅要在自己的作品里描绘出自己时代社会的生活现象，即风俗画，而且还要通过这种画面表现出自己时代社会某些本质的方面。巴尔扎克生活在从拿破仑帝国经波旁王朝复辟到七月王朝的这一历史时期，这是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反复争夺政治统治权，资产阶级以不可阻挡之势在经济领域里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又在政治领域里结束了与贵族争夺政治统治权的斗争从而在法国全面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时代。巴尔扎克是在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军事征战的拿破仑时代成长起来的，在历史发展出现了反复的复辟王朝时期积累生活与写作经验，而在金融家、银行家建立起自己稳固统治的七月王朝时期写作他的《人间喜剧》。他的作品在全面反映了这一整个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又特别集中描写了1815年至1830年的复辟王朝时期，这个时期的矛盾虽然更为错综复杂，然而，巴尔扎克在对这个时期进行描绘的时候，已经亲身见证了它发展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一定的条件得以表现出这一时期矛盾斗争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复辟王朝时期是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曲折。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遭到失败后，被大革命推翻的波旁王朝又在欧洲各君主国的刺刀保护下，回到巴黎，重掌政权。不过，由于大革命早已将法国封建贵族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摧毁殆尽，而资本主义关系经过拿破仑的资产阶级帝国又大大得到了加强与巩固，复辟王朝再也不可能在法国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即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与封建贵族的大土地所有制，而不得不接受1789年以来的现实，在政治上通过君主立宪制分给资产阶级一部分权力。如果说，复辟王朝所代表的封建贵族势力在政治上还作为统治阶级，保持着至尊的地位的话，那末，在经济生活中，贵族阶级并没有因为波旁王朝复辟而稍减其衰颓败落之势。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关系在法国以不可挡拒之势继续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继续咄咄进逼，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宰。这就是复辟时期基本的阶级关系，是巴尔扎克所面对的基本形势，巴尔扎克作为自己时代历史的书记的第一个意义，就在于深刻地认识并表现了这一基本的形势与阶级关系，他的《人间喜剧》就是这一形势与关系的形象再现。

经济生活的进程是社会现实中最根本的东西，而善于从经济关系来认识与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正是巴尔扎克令所有十九世纪作家们都望尘莫及的特长。他在《人间喜剧》里，虽然使读者看到贵族人物在社会上层熙熙攘攘、抛头露面，气派十足，俨然是世界的精华、社会的中坚、国家的主人，他们豪华的客厅是资产阶级时髦妇女所钦羡的所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构成了引人注目的社会新闻，但巴尔扎克却又透过这社会生活的表层现象，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内在状态，让读者看出在那个时代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已经不是这些漂浮在社会表层的贵族人物，而是那些掌握着社会经济命脉的暴发户资产者。在《人间喜剧》里，粗俗的银行家纽沁根尽管被妻子与拉斯蒂涅骑士戴上了绿头巾，但他的票据却“闻名全欧”，他具有那样大的神通，可以“将议员出卖给政府”，而且，好些贵族家庭的经济命运也都捏在他的手心，他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就使得漂浮在社会表层的那些贵族时髦人物，有的覆没沉底，有的逐浪高升。《人间喜剧》中另一个著名的人物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社会中也是举足轻重，他“有的是钱”，王公伯爵要向他借钱就不得不受他摆布，正是他，以债务逼迫复辟王朝政府中的要员，在人事任免上完全听命于他。巴尔扎克在充分表现出资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的力量与作用的时候，还把这种力量与作用在社会上造成迷信与崇拜的心理揭示得很深刻。纽沁根明明像一条巨蟒或一头老虎那样嗜血贪婪，吞并了好些家的财产，却偏偏被人视为“第一等正直的银行家”。同样，葛朗台老头虽然出身低贱，然而，他以其商业上的精明与经济实力，而在当地成为了“没有一个人看见了不觉得又钦佩、又敬重、又害怕”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像是钦定的，到处行得通，他的说话、衣着、姿势、瞪眼睛，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甚至在人们的眼里，“他最琐屑的动作也有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